厦门市公务员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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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参与了一个纪录片放映会，影片是一群美国华裔年轻人于2017年拍摄的关于他们朋友 Luke 的纪录片 Looking for Luke。Luke Tang 是的哈佛大学的二年级学生，很受欢迎而且热情聪明，但却突然出乎所有人意料地自杀了。
他的朋友通过他的日记和谈话重拾他人生最后的几年遭遇，发现他自杀的原因是抑郁症。
在这部纪录片里，Luke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却在大学时期迷失了，不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宗教没能给他答案。
但另一方面，他的华裔父母由于缺乏对抑郁症的了解，所以没有对他的行为和症状进行过有效地干预，最后导致悲剧的发生。
影片播放完后，几个心理咨询师带领学生进行有关影片和抑郁症的讨论。
一个父母来自台湾的美籍华人硕士女研究生，跟我们分享到他的家人和亲戚对她的小时候自闭症的不理解和嘲笑，还时常嘲笑她的肥胖，导致她过得非常压抑和难过。
当今，无论在中国还是海外的很多中国（华人）父母缺乏心理学常识，对自己孩子心理健康关心不够到位，而且对心理问题有着很深的偏见，再加上严厉的“虎式教育”或者“挫折教育”，导致许多中国、华人、华裔孩子都有着一些心理健康隐患。
孩子们不愿意也不可能跟父母说，因为父母无法理解。缺乏疏通渠道和正确的指导，这些孩子患心理疾病的几率较高。
我以前在国内大学时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尽管很多年轻人都会避免和身边的人讨论心理问题，也会尽量远离抑郁症等心理问题的标签，但我选修的好几门心理学课程上教室总是常常爆满。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相比于pop流行乐，西方传入的摇滚乐一直在中国属于小众或者地下音乐，但有一个美国摇滚乐队在中国的接受度是非常高的，那就是林肯公园。
在我中学大学时身边几乎不怎么听摇滚的同学和朋友都听林肯公园。而林肯公园的一个理念就是用音乐来治疗心理创伤。
林肯公园主唱 Chester Bennington 本人就曾在童年时期遭受过严重心理创伤，所以在音乐中通过嘶吼来试图释放愤怒和无助感。
在网上，大家时不时能看到一些社交网站或者论坛上有很多人在对正在承受或者经历过心理问题困扰的人们进行各种谩骂侮辱和人身攻击，给他们冠以“神经病”、“疯子”等骂名。
但另一方面，一旦有什么比较好的有关心理问题的文章或者视频一出现，也会受到广泛的点赞和传播。
尤其是近几年，几个和心理学有关的公众号做得风生水起，它们很多的文章的阅读量都是10万+。
这似乎在说明一个严重的问题，尽管很多中国人有着心理问题或者相关症状，但他们却否认这些问题的存在。
甚至那些在网上或者现实中攻击心理疾病患者的人中，很可能就有一些自己也有类似问题的人。
关于心理问题，我们先从心理学普及比较好的美国来看看中国留学生的情况，然后再掉转头来看看中国国内总体情况的数据。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生活，如果周围人的想法和行为大体都一样，人们也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所思所想理所当然。
当这个人离开此地，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这里人们的想法和行为与他或许有些不同，而此时他又因为原有的想法和行为而碰壁，遇到了困难或麻烦，此刻他才可能意识到问题的所在。
可能原来的想法和行为本身就有些问题，只是之前身在局中，没意识到。
这就是一些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在不同国度、不同文化之中体验到和意识到一些问题的原因。
2017学，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达60多万人，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数量大约为35万人。人数越多，暴露出的问题可能也越多。
事实上，在海外的留学生可以被看作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那么我们就先从他们身上来看看一些中国人的心理状况。
2016年有一篇在美国发表的文献综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和中国留学生心理问题有关，题名为《Mental Health Concerns of Mainland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Literature Review》（by Kaifang Zheng and Cirecie West-Olatunji）。
他们综述中提到，耶鲁大学于2013年对中国大陆留学生的统计调查显示，45%的参与调查的中国留学生都反映有抑郁症的症状，29%反映有焦虑症状(Han et al., 2013)，但只有4%的参与者反映使用过校园的心理健康咨询服务。
此外，2011年Cheung对包括144名中国大陆留学生在内的203名中国留学生的研究则给出了更高的数据：47.5%的参与调查者有抑郁症状，和48%有焦虑症状。并且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没有寻求过专业心理健康服务（Cheung, 2011）。
相比于美国大学生的总体情况，在2009年只有12.8%和13%的美国大学生反映被确诊有抑郁症和焦虑症（American College Health Association, 2010），并且在2014年有11%的美国学生寻求过校园心理咨询服务（Gallagher, 2014）。
对比来看，有着抑郁症状的中国大陆留学生的比例是被确诊有抑郁症的美国大学生平均水平的3倍多，并且在这些有症状的中国留学生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做过心理咨询，而在有症状的美国学生中却中有百分之八十六的人接受过心理咨询。
正因为很少中国留学生寻求过专业帮助，那他们也就没机会被确诊。
另一方面，尽管拿一些局部小范围调查给出的中国学生抑郁数据，和全美国调查的美国学生的平均数据做对比，这样不够严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中国留学生心理问题的严重性。
如果以上数据具有代表性的话，如果真的有接近一半的中国留学生都有抑郁或者焦虑症状，那我们为什么却很少有听到过留学生讨论这些问题，这是不是非常奇怪？人们不讨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综述给了一个答案：和美国学生相比起来，包括中国大陆留学生在内的亚洲国际学生都表现出了对心理咨询更大的不舒适感和羞耻感（Yoon & Jepsen, 2008）。
那中国人对心理问题的羞耻感又是如何而来？
来自于对心理问题的污名化Stigma：对心理健康问题的污名化，会导致人们觉得丢脸和尴尬，从而阻止了中国留学生寻求心理健康服务的帮助 (Heppner, et al., 2006)。
那中国为什么会有对心理问题的污名化呢？
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心理学教授Helen Verdeli对不同文化和环境中的抑郁症进行了多年研究，她认为中国留学生之所以不寻求心理帮助的一个原因是：“中国文化中有一种价值观是能够承受艰难困苦，能够吃苦。中国人眼睛看不清时会毫不犹豫去配眼镜，但当他们有心理困境时他们却不会寻求专业服务的帮助。”（“This is another value in Chinese culture to be able to endure hardship. They don’t have a problem in getting glasses when they cannot see well but not seek services when they struggle.”）
中国留学生倾向于把他们的困难或者情绪问题留在自己心里，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可能暗示着“个人的失败”，这事实上又让他们更容易受到抑郁症的影响 (Heppner, et al., 2006)。
那是否这些心理问题只存在于中国留学生中？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中国人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呢？
2017年，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都曾专门呼吁关注中国抑郁症患者、以及减少对精神疾病常见的污名化。
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处 31 日发表的通报指出，全球平均每十个人当中就有一人在一生中至少经历一次重度抑郁症。
据估计，世界各地现有 3 亿 2200 多万不同年龄的人罹患抑郁症，而中国的患者人数至少在 5400 万。
抑郁症是一种能够明确诊断、可治疗的疾病，但往往被漏报和得不到治疗。长期存在的抑郁症和其他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往往妨碍了患者获得正确的诊疗服务。
世卫组织驻华代表施贺德就此表示，已经饱受抑郁症折磨的病人还要因为患病而感到耻辱或受到责备，这完全令人不能接受。
我们应该积极并公开地支持患有抑郁症的朋友和家人，消除歧视和“污名化”。
以上数据显示，中国抑郁症患者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近 4%，中国的抑郁患者占了全世界抑郁症患者总数的 1/6，说明中国抑郁症患者比例还是很高的。
世卫组织还指出，2014 年，俄罗斯和美国平均每 10 万人口就分别有 11 名和 12 名精神科医生，而中国平均每 10 万人口只有 1.7 名精神科医生(总共只有 2 万 3000 名精神科医生)，这个比例只有俄罗斯和美国的七分之一。
可见，中国急需扩大精神卫生人力队伍。
世卫组织还呼吁，对抑郁症的“污名化”往往缘于人们对该病的无知和对患者痛苦程度的错误认识。因此，减少歧视和“污名化”需要中国全社会的努力。
此外，2018年界面新闻也发表了一篇有关中国抑郁症患者趋向年轻化的报道。
目前，抑郁症正呈现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在国内的抑郁症患者中，大学生所占比例正在逐年增加。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约有 25 万人死于自杀，其中一半以上的人患有抑郁症。
世界卫生组织曾提出，1/4 的中国大学生承认有过抑郁症状，而学业、人际、恋爱、家庭以及就业压力正成为大学生抑郁症的诱发原因。
压力之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尤为重要。
但是因为文化的差异，我国社会对抑郁症等心理健康问题尚存在“病耻感”。
王继堃教授说，“以抑郁症为例，我在美国进修时，抑郁症患者会主动表达，‘我心情不好，难过，可能是得抑郁症了，你能帮助我吗？’但我接诊我国抑郁症患者时，对方最先表达的往往是身体症状，往往还不能正视和接纳心理健康可能存在的问题。”
另外，浙江大学医学部教授包爱民也做过一个相关的演讲——《寻找抑郁症的根源》。
在其中她给出了一个2011年全球各地的自杀率的地图。
在地图中，白色代表自杀率最低，紫色其次，黄色较高，橘红色最高。可见，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和很多东欧国家的自杀率都是全球最高的。
她还解释了抑郁症和年龄以及性别的关系。
从图中可以看出，抑郁症高发于十七八岁之后，这时正是人们进入成年肩负起责任的时候，并且也是大部分人参加压力巨大的高考的年纪。
也可以看出，在各年龄阶段的抑郁症患者中，女性比例比男性都高。
种种迹象表明，很多中国人的心理问题已经刻不容缓，社会该对这个问题给予更多正面的关注。因此，我们人人都该在减少对心理问题的歧视和污名化上做出努力。
心理咨询师武志红曾说过，以他的经验来看，说自己心理没问题的人往往问题还很大，能意识到、能说出来自己心理问题的人往往是心理比较健康的。
所以，我们该发起一个“we too”运动！
我们应该鼓励大家、鼓励我们的身边的人谈论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改变这个“谈心色变”的困境！
这篇文章给大家中国心理问题的一个总体观察。之后，东观西望公众号还会持续关注中国心理问题的状况，也会分享一些心理问题和文化环境的关系的报道。
